《历史的教训》
1、 人们的反应是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围攻情况下的自然反应——在秩序和安全恢复之前，可以舍弃一切个人的自由。这里的共产主义，也是战时经济。也许因为出于对战争的持续恐惧，共产主义得以存活下来；只消一代人的和平，它便很可能被人的本性所侵蚀。
2、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
3、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4、 很可怕。” 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历史中，还找不到一个显著的例子表明，在没有宗教的帮助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也能成功地维持。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使他们的政府脱离了教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给予帮助。只有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不仅已经与宗教脱离关系，并且还拒绝其援助。或许，这个实验在俄罗斯取得了明显而暂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暂时将共产主义当成了人民的宗教，它取代了教会，成为了安慰与希望的供应者。如果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消灭民众的相对贫穷，这个新的宗教就将失去它的狂热和效果，国家也许就会默许恢复超自然的信仰，以此来缓和不满。“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
5、 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不幸的人、受难者、孤儿和老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超自然的安慰；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把这种安慰看得比任何自然的援助更为珍贵。它帮助家长和教师管教年轻人。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6、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 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7、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 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
8、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
9、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10、 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
11、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
12、 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听到或看见众多生灵的活动，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我们的到来会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没有偏见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可怕的少数，我们会有片刻的感觉，而那万千生灵显然会这样觉得，我们是进入他们领地的闯入者。此时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13、 当宇宙压碎人类的时候，人类仍然要比杀死他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宇宙对自己的胜利却一无所知。”
14、 由于人类在宇宙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寻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试图把一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进一百页的书中，并进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
15、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 ——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 ——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
16、 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到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电子，如同库柏 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公元前 336－公元前 323年在位），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公元前323年）；或者如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1762年）。
17、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 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 其次，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
18、 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你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你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可曾从历史中得到有关我们现状的任何启示，有益于我们的判断和政策的任何指导，防止意外或不测事件发生的任何手段？你是否从历史长河中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人类未来的行动或国家的命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 ,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